摘要: 一雌一雄单配制鸟类中,雌性个体与配偶外雄性发生交配的行为称为婚外交配,继而导致了婚外受精产生婚外子代的现象称为产生了婚外父权。婚外父权广泛存在于鸟类中,针对其发生和影响因素已经成为了鸟类行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本文收集了近十年社会性单配制鸟类婚外父权方面的研究文献,从婚外父权的发生及其影响因素两个方面综述了单配制鸟类婚外父权的研究进展。婚外父权发生原因的探讨主要包括:1、从两性的角度探讨雌雄两性在婚外行为中不同的进化繁殖策略。雄性策略旨在增加自身的繁殖输出;有关雌性策略则提出了确保受精假说、食物供给假说、遗传利益假说等,但目前尚存争议;2、在遗传利益假说中较常见的又分为3个假说:"优秀基因"假说、"遗传相容性"假说和"遗传多样性"假说,该三种假说是针对雌性从遗传方面获得的利益而提出的,不断有报道指出雌性配偶选择会被潜在的雄性遗传特性所影响;3、非遗传利益——母系效应影响婚外父权的进化。一些研究指出遗传质量参数,如体重、身体大小、存活率和免疫应答等方面可能会存在母系效应。婚外父权发生的影响因素这里主要指环境因素,包括繁殖同步性、繁殖密度、栖息地环境、产卵及孵化时机等。由于物种不同,受到环境压力不同,导致婚外父权发生率千差万别。最后本文针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了展望。尽管近十年的研究进一步解释了鸟类婚外父权现象,但是该领域仍然存在并且产生了许多新的未解决的问题,而相关实验操作和理论的完善是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关键。

摘要: 本文回顾总结了中国鸟类生物地理学的产生、发展、重要成果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论述了以下五个方面:1.中国动物地理学简史及鸟类生物地理学的萌芽;2.鸟类动物地理区划的发展,并重点论述了岛屿鸟类区系调查与生物地理格局、中国台湾岛和海南岛与大陆鸟类区系的联系以及鸟类特有化现象;3.鸟类多样性的格局、形成与维持,并重点归纳了几种重要的科学假说;4.鸟类的谱系生物地理格局、形成原因及影响因素;5.鸟类生物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未来发展趋势,重点阐述谱系生物地理学的发展、"地理格局-适应-基因"的整合分析方法对中国鸟类多样性格局形成机制的深度解析,指出大数据和组学时代是中国乃至世界鸟类生物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摘要: 20032013年的隆冬季节(2011年除外),对三峡库区长江主河道的重庆朝天门港-秭归茅坪港江段(全程约618.30 km)和12条一级支流(合计调查河道长度约619.49 km),以及2个湖泊(长寿湖65.5 km2,大洪湖30 km2;调查年份20002013年,2003和2011年除外),进行了水禽及傍水栖息鸟类的监测调查。观察统计到鸟类76种,隶属8目14科39属,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种,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种。鉴于不同类群鸟类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差别较大,将观察到的与水域生境密切相关的鸟类分为游禽类(32种)、鸥类(6种)、涉禽类(23种)、傍水栖息鸟类(13种)和空中傍水栖息鸟类[2种,以崖沙燕(Riparia riparia)为主体]等5种类型,并对各类群鸟类在三峡水库不同工程阶段蓄水高程前后的数量分布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长江主河道中的游禽类在蓄水139 m高程前后数量波动幅度不大,蓄水156 m高程后表现出增长趋势,并且趋向于尾水点集中分布,直至最终蓄水目标175 m高程后的第5个冬季(2013年1月)数量猛增到最高,与蓄水139 m水位线前后的2个冬季(2003年1月和2004年1月)数量相比,增幅分别达171.83%和179.91%;然而2个湖泊中的游禽数值却表现出下降趋势,蓄水175 m高程后5个冬季(20082013年)与2000年冬季数值相比,降幅达52.96%83.29%;大多数支流河道中的游禽数量呈现波动幅度不大或是明显下降趋势,只有乌江和小江这2条支流河道中的游禽数量呈现出增长趋势,并且小江中的游禽数量一度表现出"爆发式"增长现象后又大幅回落(20122013年),可能与水质富营养化程度的变化相关。涉禽类在长江主河道中的分布格局类似于游禽类(偏向于上游),其数量分别在蓄水139 m高程和156 m高程后的第1个冬季出现峰值,蓄水前后的其他年份数量差别不大;多数支流河道中涉禽类分布数量不高,只有嘉陵江、乌江、小江、大宁河与梅溪河的涉禽数量较多且数值波动明显。傍水栖息型鸟类总体数量在蓄水前后出现急剧变动,数量下降明显,个别鸟种甚至消失不见。空中傍水栖息型鸟类蓄水之后在长江主河道数量锐减,在大多数支流河道中几乎绝迹。鸥类主要分布在长江主河道,其数量在不同阶段蓄水初期出现峰值,至最终蓄水目标175 m后的第5个冬季其数量趋于接近蓄水之前。

摘要: 以中国动物地理亚区统计了1976年郑作新出版的《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和2005年郑光美主编出版的《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中繁殖鸟类的分布数据,结果显示:在1976年前,中国鸟类丰富度最高的动物地理亚区为西南山地亚区,其次为滇南山地亚区,而以羌塘高原亚区鸟类物种丰富度最低,黄淮平原亚区次差。2005年,鸟类丰富度最高、次高及最低的亚区与1976年相同,次差的亚区为台湾亚区。自1976年至2005年,鸟类物种丰富度在不同亚区出现明显的增加,平均每个亚区分布物种数由1976年的232种增至2005年的281种,而且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其中滇南山地亚区增加种类最多,而羌塘高原亚区和东部草原亚区增加的幅度最大;在海南岛和台湾亚区则变化较小。这些可能是由于物种在不同亚区间存在的可能扩散通道和岛屿型稳定气候及地理隔离限制了物种与其它亚区间的扩散等造成的。这些变化不仅与Leietal.(2007)提出的"地理隔离"假设结论比较一致,与雷富民等(2006)提出的西南山地-横断山区为中国鸟类特有种物种多样性中心和西南山地为物种分化中心等观点一致,而且进一步显示西南山地亚区鸟类物种有向滇南山地亚区扩散的现象,并且依然在持续中。用聚类方法(Jaccard系数)和PAE方法对鸟类亚区分布格局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都支持我国鸟类动物地理区系归属于古北界和东洋界,两界以喜马拉雅山脉和秦岭山脉一带构成两界的分界线。鸟类区系的动物地理分布格局聚类分析结果,在30年前后没有明显差异,和郑作新(1976),张荣祖(1991)以及郑作新等(1997)的动物地理区划结果一致,反映了鸟类区系演化的长期稳定性。此外,依据两种聚类分析和PAE分析结果,认为应当将草原亚区从蒙新区归入东北亚区。

摘要: 气候变化对鸟类迁徙时间的影响是目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鸟类环志的方法分析了2010至2019年河北秦皇岛两种鸟类春季迁徙时间变化趋势及其差异性,并进一步探讨了差异性的原因。选择环志数量较多的食虫鸟黄眉柳莺(Phylloscopus inornatus)和食谷鸟灰头鹀(Emberiza spodocephala)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10年间两种鸟类春季迁徙到达时间、高峰期、离开时间和停歇天数的变化及其相关性。结果表明,10年间黄眉柳莺和灰头鹀春季迁徙到达时间、高峰期和离开时间都出现了提前现象。黄眉柳莺和灰头鹀在秦皇岛停歇天数都呈现缩短的趋势,黄眉柳莺到达时间与离开时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两种候鸟春季迁徙时间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由于秦皇岛环境温度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促使各种植被群落和昆虫提前进入生长繁殖阶段,为春季提前迁徙而来的候鸟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黄眉柳莺春季迁徙期在秦皇岛采取"早到早走"的策略,提早到达繁殖地可以增加其繁殖成功率,有助于提高鸟类种群的生存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