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野生动物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不法分子为一己私利大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2014—2018年广东地区非法利用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对案件的数量、涉案物种类别、被告个人信息情况等进行统计。5年内共统计到判决案件445起;涉案野生动物224种,其中两栖类(Amphibia) 5种、爬行类(Reptilia) 60种、哺乳类(Mammalia) 36种、鸟类(Aves) 119种、其他类群4种,象牙和穿山甲鳞片是主要的贸易对象,见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和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案中,分别占2类案件总数的15.0%和12.6%。被告人以男性偏多、年龄多集中在30—50岁、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广东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建议,以期为广东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提供参考。

摘要: 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可以划分为3个历史阶段:第一波全球化进程以世界西欧化为特征,欧洲殖民者的掠夺性毛皮贸易深刻改变了世界生态和野生动物种群结构与地理分布;第二波全球化进程以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为特征,欧洲野生动物法律被引入殖民地,全球范围的野生动物贸易合法化;第三波全球化进程以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输出为特征,美国环境法和欧盟环境标准全球化,生态破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野生动物管理在4个方面展开:一是宏观上解决人类与野生动物关系问题;二是微观上解决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威胁问题;三是针对野生动物威胁人类社会的应对措施;四是将动物福利标准引入野生动物管理规范。各国管理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本国资源分布、立法体制、立法技术、文化传统和管理水平等因素。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野生动物管理经验,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强化了全球化的生态文明色彩,同时也需借鉴世界各国经验实现精细化、科学化和适应性管理。

摘要: 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文本及历史实践,采用历史分析法,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的缘起、变迁历程和内在逻辑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建设大致经历了起步探索阶段(1949—1977)、加快发展阶段(1978—2011)和全面发展阶段(2012—2020)。为进一步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新时代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建设应从生态优先和预防为主等方面明确野生动物立法原则,从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增加或修订部门法、促进相关法律有效衔接等层面健全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从调整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体制、加大人力财力投入、纳入绿色政绩考评范围、加强宣传教育等方面完善野生动物保护配套制度和实施机制。

摘要: 为了解动物园动物笼舍环境微生物活性及其影响因素,采集了5种灵长动物(Primates)、3种爬行动物(Reptilia)笼舍的3种不同类型的环境样本共15个,采用BiologECO板进行微生物分析。结果表明:15个样本的微生物活性存在极显著差异(P <0.01),主要表现为对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胺类等3类碳源的利用上(P <0.01),对羧酸、多聚物、酚酸类等碳源的利用差异不显著(P> 0.05);同种动物、笼舍环境相似、日常管理相同,环境微生物活性也比较一致;笼舍内的垫材类型相比动物种类而言,对环境微生物的影响更大,微生物活性自高到低的垫材类型依次为垫材A、垫材B、垫材C。主成分分析及聚类分析结果表明,除白颊长臂猿(Nomascus leucogenys)笼舍样本(S1)与其他样本存在比较明显的分异现象外,其他样本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规律可遁。推测S1样本中微生物活性的分异现象主要由消毒引起。动物笼舍环境微生物的组成比较复杂,可能的影响因素较多,有待进一步研究。

摘要: 通过对2011—2020年四川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救助过的野生动物种类、时间、地点、原因、结果等调查和分析,结果发现:(1)保护区救助的野生动物共计31科69种,155只,以鸟类数量最多,占总救助动物的70.97%;(2)近年来救助野生动物数量呈激增趋势,时间集中在春秋季,其中10月最多;(3)救助地点集中在县城及新棉镇内,占总数的47.10%,救助原因主要为受伤和受困,救助后最常用的处置方式为"就地放归"和"迁地放归"。因此,保护区需要加强人员队伍培训,关注重点时间和区域的野生动物救助,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建立完善的野生动物救助体系,进一步提高野生动物保护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