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1996年、1999年和2003年夏季,对四川省西北部石渠县的藏原羚社群结构和昼间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藏原羚的社群规模主要表现为集成2～8头的小群体(占77 9%),很少集成9头以上的大群。藏原羚的社群类型可分为3类,即雄性群(43 3%)、雌性群(33 3%)和母子群(23 3%)。藏原羚的雌雄性比为100∶174,雌幼数量比是100∶44,成幼数量比是100∶16。在藏原羚的各种行为中,用于取食的时间最多(37%),其次为移动行为(25%)、站立凝视行为(19%)和卧息行为(18%)。藏原羚产仔期的昼间行为规律以上午(08:00～10:00)和下午(14:00～17:00)活动为主,中午(11:00～14:00)主要是休息,有两个取食和移动高峰、一个卧息高峰。取食与移动呈显著的正相关,反映了藏原羚边走边吃的特性;取食和移动与卧息之间则表现极显著的负相关。站立凝视行为没有明显的高峰期,整个观察时间内,藏原羚表现出高度的警惕性。他们通常在山的中上坡取食和移动,在中下坡卧息,且雌雄性间行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摘要: 为探究道路对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藏野驴(Equus kiang)和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种群数量及其栖息地的影响,于2020年冷季采用截线取样法在黄河源园区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设置4种不同等级的道路情景,使用MaxEnt模型评价藏野驴和藏原羚的生境适宜性,模拟了不同等级道路变量情景下两种有蹄类动物的适宜栖息地。并根据适宜栖息地面积和R程序的Distance包估算了藏野驴和藏原羚种群密度及数量。结果显示,调查样线总长1 320.63 km,发现藏野驴2 231头,藏原羚822只。估算藏野驴的种群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18±0.34)头,种群数量为2 400～7 632头;藏原羚的种群密度为每平方千米(0.94±0.14)只,种群数量为1 765～3 219只。MaxEnt模型预测结果表明,藏野驴和藏原羚适宜栖息地面积分别为3 641.34 km~2和2 525.18 km~2,分别占整个黄河源园区的19.2%和13.3%。影响藏野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依次为:距低等级公路的距离、年降水量、海拔和归一化植被指数。影响藏原羚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依次为:距低等级公路的距离、海拔、坡向和坡度。两种有蹄类动物重叠的适宜栖息地面积为2 240.15 km~2,分别占藏野驴适宜栖息地的61.5%和藏原羚适宜栖息地的88.7%,且二者的适宜栖息地主要分布在黄河源园区的中部。不同道路情景模拟结果显示:(1)相比于不含道路变量的情景,道路存在的3种情景会使两种有蹄类动物的栖息地出现不同程度的丧失,种群数量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含道路变量的情景时,两种有蹄类动物适宜生境面积最大,种群数量也最大;含全部道路变量的情景时,两种有蹄类动物适宜生境面积最小,种群数量也最小,栖息地丧失的比例最大,分别为27.2%和42.3%。(2)不同等级道路对二者的栖息地面积和种群数量影响程度不同,与高等级公路相比,低等级公路会使两个物种丧失更大的栖息地面积,种群数量下降更多。(3)两个物种对道路干扰的响应不同,在不同道路情景下,藏原羚会丧失更大比例的栖息地面积,种群数量下降幅度更大。本研究通过量化评估不同等级道路对有蹄类动物栖息地和种群数量的影响,为高原有蹄类物种的保护与道路的管理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摘要: 利用数量化理论对川西北高原藏原羚夏季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发现影响藏原羚夏季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有水源、植被类型、隐蔽条件，次要因子为食物丰盛度、人为干扰和海拔高度；其最适生境为隐蔽条件较好、水源较近的草甸草原。

摘要: 2004年12月25日²005年1月5日,在可可西里地区收集到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和藏原羚的新鲜粪便各36、16、13和20份带回实验室,利用漂浮法、沉淀法对其在冬季的寄生蠕虫卵进行检查。结果显示:藏羚羊、藏原羚粪便中均存在有细颈属线虫、马歇尔属线虫和莫尼茨属绦虫虫卵,藏羚羊的感染率在19.4%⁹4.4%之间,感染强度EPG分别为5.58、5.11和2.86;藏原羚感染率为15%⁶5%,感染强度EPG各自为11.1、2.45和12.65。野牦牛粪样有古柏属和毛圆属线虫卵,感染率在75%⁸7.5%之间,感染强度EPG为9.06和5.93;藏野驴粪样有裸头属绦虫卵和园形科线虫卵,感染率在31%¹00%之间,感染强度EPG分别为3.77和104。粪检表明:冬季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和藏原羚的蠕虫感染率高、感染种类少和感染强度低,动物处于带虫免疫状态。

摘要: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物种的分布和丰富度，这一影响在青藏高原地区尤为明显。野生有蹄类动物是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其栖息地和生存状况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预测气候变化对分布范围的影响可为野生有蹄类动物的保护与关键区域的栖息地修复提供科学基础和参考依据。本研究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内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藏羚(Pantholops hodgsonii)、藏野驴(Equus kiang)和野牦牛(Bos mutus) 4种野生有蹄类动物，利用MaxEnt模型与ArcGIS软件分析4个物种的潜在地理分布，继而预测2050s和2070s两个未来时期低浓度(SSP126)和高浓度(SSP585)两种碳排放情景下其栖息地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三江源国家公园内藏原羚的适宜栖息地面积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52.22%，而藏羚、藏野驴和野牦牛的相应比例依次为13.71%、19.23%和9.22%。4个物种的分布受到多重变量的影响。其中，降水量相关变量对藏原羚和藏羚选择栖息地有着显著影响，同时藏羚对人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面对未来气候变化，4种野生有蹄类动物的适宜栖息地都有减少的趋势，其中藏羚在碳排放浓度最高的气候情景下将面临最大的适宜栖息地面积丧失。此外，4种野生有蹄类动物都倾向转移至高纬度地区。尽管当前4种有蹄类动物的大部分栖息地已经包含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但仍需要针对不同物种制定个性化的保护和管理策略，对于已经或可能受损的栖息地，应积极开展植被恢复等措施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这些野生有蹄类动物提供更加适宜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