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胡兀鹫(Gypaetus barbatus)是峭壁生境营巢鸟类,其领域是关系到繁殖与生存的必需资源。20102013年,在青藏高原4个省区中的7个胡兀鹫繁殖地进行了调查,结合19901993年的调查资料,用直接观察法记录了12个胡兀鹫繁殖巢域(距巢址500 m范围内)中的峭壁生境营巢繁殖鸟类,并初步评估了这些鸟类与胡兀鹫的种间关系。结果表明,巢区中观察到其体型可引起胡兀鹫警觉反应的鸟类计有23种,营巢繁殖的有11种。繁殖鸟类中猛禽有高山兀鹫(Gyps himalayensis)、猎隼(Felco cherrug)、金雕(Aquila chrysaetos)、大鵟(Buteo hemilasius)、长耳鸮(Asio otus)5种,鸦科鸟类有红嘴山鸦(Pyrrhocorax pyrrhocorax)、黄嘴山鸦(P.graculus)和大嘴乌鸦(Corvus macrorhynchos)3种。前述23种可引起胡兀鹫警觉反应的鸟类在胡兀鹫巢域中被记录到的活动行为频次为1 298次·只,观察到12种鸟与胡兀鹫发生种间互动行为,频次合计65次,其中鸦科鸟类与胡兀鹫发生的种间互动行为频次最高(34次)。观察到胡兀鹫驱赶巢域内的捕猎金雕导致其放弃猎物的行为。对种间关系的初步评估结论为:(1)毗邻高山兀鹫繁殖巢的胡兀鹫,表现出同种繁殖对之间巢间距明显缩短的现象,其巢间距由35.84 km(25.1047.30 km,n=6个巢)缩短至7.39 km(6.228.58 km,n=5个巢);(2)在胡兀鹫巢域中营巢繁殖的猎隼,其同种间巢间距缩短至150360 m(n=4个巢);(3)由于高山兀鹫在当地传统文化习俗中的重要地位,胡兀鹫与其毗邻营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人类直接干扰活动对其繁殖成功率的不利影响;(4)在人为干扰活动或其他原因导致胡兀鹫亲鸟离巢的情况下,鸦科鸟类和捕食性猛禽(尤其是猎隼)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胡兀鹫卵和幼雏被天敌掠食的可能性;(5)胡兀鹫育雏早期需要获取肉含量高的食物(体型较小的死亡动物),在胡兀鹫巢域或附近区域营巢的捕食性猛禽所遗落的猎物,很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补充作用。

摘要: 2010至2013年,对青藏高原4个省区(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中的7个胡兀鹫(Gypaetus barbatus barbatus)繁殖地进行了调查,结合1991至1992年的调查资料,获得的调查结果为:产卵期12月上旬至翌年1月末(12月7日至1月28日,n=4),孵化期为5561 d(n=3),窝卵数平均为1.9枚(n=14),测量3枚卵的平均长和宽分别为84.4 mm(83.188.3 mm)和68.0 mm(67.070.0 mm)。繁殖成功率为81.82%(20102012年,n=22)。巢址分布海拔为2 6004 575 m。在具有代表性的繁殖地内,繁殖对之间距离平均为35.84 km(25.1047.30 km),领域平均面积为1 284.51 km2(630.012 237.29 km2)。20年来(1990年以来)的种群结构变动为:胡兀鹫幼体数量比例从30.17%降低到16.67%,成鸟比例从61.21%提高到70.83%。采取与高山兀鹫(Gyps himalayensis)数量进行对比的方式,估算青藏高原250万km2面积的胡兀鹫种群数量少于1 410个繁殖对。威胁胡兀鹫生存的因素可分为4大类:(1)非法猎捕,包括非法获取胡兀鹫观赏标本和传统医药,方式为枪击、毒饵、网套等;(2)间接伤害,主要为鼠药中毒,其次是因人类在被食肉兽咬死的家畜体中施放毒药或在家畜尸体边布放的兽铗而造成伤害;(3)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伤害,如输电线路和风电场导致胡兀鹫触电和碰撞,道路建设直接对其巢址生境的破坏和人为干扰增加等;(4)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如对体弱家畜的快速加工和对家畜胴体的彻底利用,导致胡兀鹫的食物来源减少,家畜疫病防治导致胡兀鹫蒙受残留药物的影响,在寒冷季节柔软巢材(如羊毛)的缺乏,降低了胡兀鹫对卵和幼雏的保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