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重引入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掌握释放早期动物的运动特征对于提高重引入动物的生存率和种群重建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为释放到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5只海南坡鹿(Cervus eldi hainanus)佩戴GPS项圈,研究分析迁地野生个体(3只)和圈养个体(2只)释放早期对新环境适应的运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圈养坡鹿的运动强度和扩散距离到第四个时期都显著增加,它们的累积利用面积也是持续增加的,说明圈养坡鹿释放后持续进行扩散探索。野生坡鹿的运动强度释放后没有显著变化,扩散距离到第三个时期显著减少,它们的累积利用面积也是减少的,说明野生坡鹿经过最初扩散以后返回到原初释放地。圈养坡鹿释放后每天的活动节律由白昼活动高峰模式转变到晨昏活动高峰模式;野生坡鹿释放后的活动节律一直是晨昏活动高峰模式。研究结果显示,野生个体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相比圈养个体更强。

摘要: 2001年10月至2002年9月在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用直接观察法和采食痕迹估计法对海南坡鹿(Cervus eldi hainanus)的食性进行了研究。共记录取食地1273个,其中旱季748个,雨季525个。海南坡鹿取食植物234种,其中木本植物71种,草本植物161种,蕨类植物2种。其中取食频率超过0.01%的有76种,取食频率占总取食频率的81.85%。无论旱季和雨季坡鹿对采食场地都具有明显的选择性(旱季χ2=21.476,P=0.0007;雨季χ2=19.882,P=0.0013;df=5)。尽管旱季坡鹿更多地选择在低平地热带草原生境中采食、雨季则喜欢季雨林,但是它们选择采食场地的季节性差异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χ2=9.447,P=0.0925,df=5)。坡鹿对植物种类的选择存在季节性差异,旱季喜欢采食的植物种类比雨季更多(30种vs.18种),采食的木本植物种类的比例也高于雨季(14种vs.6种)。

摘要: 在迁地保护中,奠基者效应通常会导致新建种群与源种群的遗传分化,并使新建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低于源种群。海南坡鹿(Cervuseldi hainanus)是世界濒危种,野生种群仅分布在中国海南岛。由于栖息地破坏和过度狩猎,至20世纪70年代,这个物种仅剩26只,已经濒临绝灭,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自1976年开始对海南坡鹿实施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该种群的数量从最初的26只增加到1600多只。本文采用10个微卫星位点对一个源种群(大田种群)和5个迁地种群(邦溪、甘什岭、枫木、金牛岭、文昌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检测,结果发现6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均较低(He≈0·3);5个迁地种群分别有1、3或5个单态位点,大田种群无单态位点;邦溪种群与大田种群遗传分化显著,而甘什岭种群与大田种群的遗传分化不显著。结果表明,奠基者效应导致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较低,并且对于不同迁地种群,影响也不相同。造成这些差异的因素有建群者数量、引种方式和建群种群的结构。该研究为今后在海南岛建立新的海南坡鹿迁地种群提供建议和参考,同时也为其他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提供理论指导。

摘要: 1998年 3～ 5月期间 ,于海南省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养鹿场内共记录到 7只半野生海南坡鹿(Cervuseldihainanus)雄鹿发情期 4 6次吼叫 ,但未见到雌鹿发出吼叫的现象。记录到的所有吼叫均由年龄大于4 5岁的雄鹿发出 ,其中 1只雄鹿的吼叫达 2 2次 ,占 4 7 8%。雄鹿的吼叫由连续的 3～ 13声组成 ,整个吼叫过程持续 9～ 2 3s ,吼叫频率为 [3 4 74± 6 90 ( 2 5 ) ]声 /min。雄鹿每次的吼叫声数及持续时间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雄鹿的吼叫在白天和夜间均能听见 ,但主要发生于 8:0 0～ 9:5 9及 17:0 0～ 17:5 9两个时间段。吼叫是雄鹿繁殖活动的一个表现指标 ,它与雄鹿的蹭角、泥浴、争斗胜利、交配成功或追逐发情雌鹿等优势行为显著正相关。因此 ,我们认为吼叫是雄鹿发情行为中的一种优势炫耀行为 ,具有明显的繁殖意义。

摘要: 海南坡鹿(Cervus eldi hainanus)是坡鹿的一个亚种,仅分布于中国海南岛,该种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历了严重的瓶颈效应。为了解该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及亲缘关系,本文从牛科及其它鹿科的已报道的104对微卫星位点中筛选了10对保守性好、多态性较高的微卫星位点。这10对微卫星位点的期望杂合度范围为0·042到0·640 ,等位基因数为2至6 ,因此是多态性较好的微卫星位点,不仅可用于检测海南坡鹿的遗传多样性,同时还可以适用于其它偶蹄目动物的相关研究[动物学报51 (3) : 530 -534 ,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