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用免疫细胞化学方法检测了原癌基因FOS蛋白、17β-雌二醇(E2)和雌激素受体(ER)在中国林蛙生精周期中不同时期精巢内的表达定位。结果显示:在中国林蛙生精周期的Ⅰ—Ⅴ期,E2和ER在精原细胞、精母细胞、精子细胞、精子、支持细胞和间质细胞内均有表达。在不同时期的精巢中,E2和ER在生精细胞的定位具有一致性:在Ⅱ—Ⅲ期,精子细胞的E2和ER阳性表达最强;在Ⅲ期,精子中E2和ER阳性反应强度显著高于Ⅳ—Ⅴ期(P<0.01)。在生精周期的Ⅰ—Ⅴ期,支持细胞中,E2和ER表达强度经历由强减弱再增强的变化过程。在生精周期的Ⅲ期,间质细胞中E2和ER阳性反应强度高于其他各期。除精子外的生精细胞,支持细胞和间质细胞内均有FOS阳性反应,其表达强度呈现阶段性变化。

摘要: :对1998年5月—2003年11月采自昆明白龙寺、花红洞及西街口的1105只滇蛙(Rana pleuraden)及428只昭觉林蛙(Rana chaochiaoensis),采用剖胃法作食性分析,分别计算它们的食物数量和频次百分比、α多样性指数、百分率相似性指数、营养生态位宽度、营养生态位重叠值和有益系数等。分析和计算结果显示,不同采集地的滇蛙以及滇蛙与昭觉林蛙之间的主要食物组成基本相同;但两种蛙之间,甚至同一物种的雌雄之间的食物多样性及营养生态位均存在分化。滇蛙和昭觉林蛙周年的有益系数都为正值,说明它们对人类的益处大于害处,其中又以滇蛙的有益程度较昭觉林蛙的高。研究结果表明,同一物种采自不同地域的种群和(或)同一种群采自不同的季节或年份,其有益系数均具可变性,即有益系数不具可比性。此系数仅表示蛙在一定时期对人类的益害程度。

摘要: 实验室条件下,通过活动性水平,变态时的体重、增长率和完成变态所需时间考察同水塘分布的中华蟾蜍(Bufo gargarizans)和高原林蛙蝌蚪(Rana kukunoris)的竞争策略。实验按照2×3因子设计,即:食物资源2个水平(高、低),组合方式3个水平(10只中华蟾蜍蝌蚪,记为B组;5只中华蟾蜍蝌蚪和5只高原林蛙蝌蚪,记为BR组;10只高原林蛙蝌蚪,记为R组)。中华蟾蜍蝌蚪的活动性在食物水平低时显著低于食物水平高时,而高原林蛙蝌蚪的活动性在不同食物水平下无显著差异;食物水平低时,混合组的高原林蛙蝌蚪变态时体重和体重增长率都显著高于R组,而混合组中华蟾蜍蝌蚪与B组相比无显著差异;在不同处理组中,食物水平低时混合组中华蟾蜍蝌蚪幼体期最短。这些结果表明:中华蟾蜍蝌蚪在不同食物资源条件下所选择的生存策略可能不同,即食物资源充足时,增加活动性获取更多食物;食物资源有限时,降低活动性且提前完成变态;与中华蟾蜍蝌蚪相比,在食物资源有限时高原林蛙蝌蚪获取食物能力更强。

摘要: 通过观察昭觉林蛙(Ranachaochiaoensis)蝌蚪在栖息地的分布状况,统计和分析不同发育期蝌蚪在不同植被盖度、水深和水温下的分布频次。其结果表明,Ⅰ、Ⅱ期蝌蚪更倾向于选择植被盖度为41%—70%的水域;Ⅲ期蝌蚪对植被盖度的选择不明显。Ⅱ期蝌蚪倾向于选择水深为0·11—0·30m的水域;Ⅰ、Ⅲ期蝌蚪对水深的选择不明显,且Ⅲ期蝌蚪在水深大于0·31m的水域无分布。随着蝌蚪生长发育,Ⅰ期至Ⅲ期对水深的选择不断变浅。Ⅰ、Ⅱ期蝌蚪均倾向于选择水温为19—25℃的水域;Ⅲ期蝌蚪对水温的选择不明显,但在水温为8—13℃的水域无分布。

摘要: 现有两栖类生境研究报道多局限于定性描述,缺乏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支撑。以蛙的发现点为圆心,作半径1m的样圆,测量12个生态因子。调查共记录滇蛙(Ranapleuraden)133只和昭觉林蛙(Ranachaochiaoensis)62只。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和非参数Mann-WhitneyU-检验比较两种蛙对同一生境的利用,结果表明,在干燥草地生境仅最高植物高度差异显著;湿润草地生境至水源距离和水百分比差异极显著,水草百分比和湿泥百分比差异显著;水体生境各种生态因子的差异均不显著。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生境中滇蛙和昭觉林蛙所选择的因子往往相同或者顺序颠倒,但这些因子的值几乎均是反向分离的,即小生境不相同。两种蛙的生境利用各有偏好。滇蛙日间活动主要在水体,而昭觉林蛙则在湿润草地和干燥草地。两种蛙对泥地生境利用都少。不同体长的滇蛙对水体生境利用度均较高。昭觉林蛙随着体长增加,对隐蔽条件好的湿润草地和干燥草地生境利用度增加,对水体的利用度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