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环境温度变化通过影响鸟类的行为进而使其活动区也发生变化,探讨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有助于理解鸟类是如何通过行为调整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来满足自身的生理需求。本研究通过卫星跟踪的方法获得了在河南三门峡湿地越冬的31只大天鹅(Cygnus cygnus)详细位点数据,在ArcGIS和R语言中采用核密度估计法计算大天鹅的活动区面积,在SPSS中采用Spearman分析平均温度与活动区面积的相关性;并利用瞬时扫描法获得大天鹅越冬行为观察数据,采用非参数Kruskal Wallis检验对大天鹅行为的差异性进行分析,探讨了环境温度与大天鹅越冬行为和活动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研究表明,从越冬初期至后期,随着环境温度的先下降后升高,大天鹅的取食、运动、静息等主要行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静息和取食行为先增加后减少,运动行为则先减少后增加。越冬不同时期的核心区和活动区面积与温度呈显著性正相关。大天鹅在不同时段的活动区面积大小整体上均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大天鹅的越冬行为也随之发生了调整,进而使活动区面积发生改变,主要体现在越冬初期大天鹅通过增加活动区面积及时补充能量增加体能,越冬中期减少活动保持能量需求,越冬后期增加盘旋飞行使得活动区面积增大等。大天鹅这一系列行为和活动区的调整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越冬不同时期的生理需求。

摘要: 为查清内蒙古乌梁素海湖泊湿地疣鼻天鹅(Cygnus olor)繁殖期和秋季迁徙前期种群数量,2014至2017年采用路线统计法和样点统计法对其进行精确计数统计,结合近十余年来的文献数据和监测记录,探讨了种群数量的变化及原因。结果显示,2015至2017年春季繁殖成鸟数量依次为84只、92只、80只,基本稳定;2014至2017年,秋季种群数量依次为411只、302只、281只、153只,逐年减少;近几年适宜繁殖地和觅食地面积不断缩小、天敌偷袭、捡蛋和投毒等因素影响亚成鸟和幼鸟的生存。根据文献和保护区监测数据,1996至2004年种群数量逐年增多,与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严禁捡蛋和没收猎枪有关,而2005至2013年因干旱缺水、水域被开发利用、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和宽叶香蒲(Typhalatifolia)面积扩增、水质恶化、富营养化加重等原因种群数量下降。研究表明,近几年乌梁素海被过度开发利用,人为干扰频繁,影响疣鼻天鹅正常繁殖栖息;栖息地的科学管理和严禁捡蛋及投毒行为,对该种群的生存及增长至关重要。

摘要: 为了解大天鹅(Cygnus cygnus)肾的结构特点和相关活性蛋白的表达情况,采用石蜡切片、H.E染色和免疫组化法,观察分析大天鹅的肾组织显微结构和Caspase-3、Bcl-2、Bax及AQP-3的表达。大天鹅的肾组织主要由肾单位、集合管和结缔组织构成;肾小球由一团盘曲的毛细血管构成,近端小管由单层立方上皮组成,游离面有刷状缘,细段由单层扁平上皮组成,远端小管由立方形上皮组成,腔面无刷状缘。近端小管上皮细胞中有Caspase-3、Bcl-2、Bax阳性表达,远端小管上皮细胞有Caspase-3阳性表达,集合管上皮细胞有Bcl-2、AQP-3阳性表达,在肾小球毛细血管内皮有Bcl-2阳性表达。Caspase-3、Bcl-2、Bax及AQP-3共同调节细胞的生长与凋亡过程,可能在稳定鸟类肾单位和集合管结构及调节肾组织水平衡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摘要: 2015年初,黄河三门峡库区发生了大天鹅(Cygnus cygnus)等野鸟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疫情,我们通过对三门峡大天鹅越冬种群的监测和环志回收的分析,了解大天鹅的越冬种群现状和活动状况,希望研究结果有助于我国对大天鹅种群的保护。调查表明,近些年来大天鹅越冬种群数量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三门峡天鹅湖由2010年410只增加到2014年6 317只,大天鹅种群数量在12月中旬至翌年1月达到高峰,2月下旬陆续离开,至3月下旬全部北迁。根据彩色颈环标记的回收结果,大天鹅对三门峡库区作为越冬地的选择是较为稳定的,不同个体在库区内的各地点之间还存在游荡行为,此外,还观察到带有彩色颈环的119只个体,已经被证实是由蒙古北部和中部的19个湖泊迁徙而来。三门峡湿地公园大天鹅越冬种群数量增加较快,是由于湖泊水质改善且人为大量投食玉米饲料,吸引了众多大天鹅前来越冬。蒙古环志的大天鹅连续多年在三门峡库区越冬也间接反映了这里有良好的栖息环境和丰富的食物资源。然而,初步推测,2015年这次大天鹅感染禽流感病毒可能与种群密度过高有较大的关系,建议当地政府合理投食补饲,不要盲目追求较多的种群数量;同时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促进大天鹅种群扩散,如在附近建立适宜的栖息地,这对于大天鹅种群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 为了了解水深和食物资源对水鸟栖息地利用的影响,20122013年越冬期,采用样方法,对鄱阳湖沙湖的白鹤(Grus leucogeranus)、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和白琵鹭(Platalea leucorodia)4种水鸟的数量、觅食地和休息地的水深以及主要食物——沉水植物冬芽的密度和生物量进行了调查。每个样方为150 m×150 m的栅格,全湖共设置152个样方。结果显示,10月份沉水植物冬芽分布的平均水深为(124.2±12.0)cm。4种水鸟觅食地的水深均显著高于其休息地的水深(白鹤:Z=11.96,小天鹅:Z=4.69,东方白鹳:Z=14.44,白琵鹭:Z=29.33,所有P<0.01);对于2种食冬芽的水鸟,白鹤觅食地的水深、冬芽生物量、取食深度以及休息地水深均显著低于小天鹅(觅食地水深:Z=8.56,冬芽生物量:Z=2.93,取食深度:Z=14.69,休息地水深:Z=4.34,所有P<0.05),但两者觅食地的冬芽密度差异不显著(Z=0.6,P=0.55);对于2种食鱼性水鸟,东方白鹳觅食地水深、取食深度和休息地水深均显著大于白琵鹭(觅食地水深:Z=10.60;取食深度:Z=9.35;休息地水深:Z=8.47,所有P<0.01)。回归分析表明,白鹤、东方白鹳、白琵鹭的觅食个体数量均与水深呈二次项关系,个体数量最大的觅食地水深分别为23.9 cm,33.0 cm和22.6 cm;白鹤、小天鹅的觅食个体数量均与冬芽生物量呈线性关系。3种涉禽均只分布在一定的水深范围内,且同种食性的水鸟利用不同的水深从而减少在空间生态位的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