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干扰也在不断变化，鸟类可通过调整自身活动，如改变栖息地点、活动时间以及逃逸决策，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2023年12月至2024年3月，以位于合肥市的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安徽三联学院3所大学校园内常见鸟类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寒假（2024年2月）与非寒假（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与2024年3月）期间大学校园内18个研究地点鸟类的数量、活动时间、鸟类的惊飞距离以及逃跑距离。运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了寒假对7种鸟类，即灰喜鹊（Cyanopica cyanus）、喜鹊（Pica serica）、珠颈斑鸠（Spilopelia chinensis）、黑脸噪鹛（Pterorhinus perspicillatus）、黑尾蜡嘴雀（Eophona migratoria）、乌鸫（Turdus merula）以及黑领椋鸟（Gracupica nigricollis）的数量、惊飞距离与逃跑距离的影响，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寒假对鸟类活动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寒假期间鸟类数量更多，寒假与非寒假期间鸟类活动时间存在显著差异（H=12.37,df=2,P=0.002）。寒假对鸟类的影响存在种间差异，相比非寒假，寒假期间乌鸫的惊飞距离显著更长（t=2.528,P=0.021），其他鸟类的惊飞距离则无显著差异。7种鸟类的逃跑距离在寒假和非寒假之间无显著差异。此外，惊飞距离与鸟群规模呈显著正相关（t=2.354,P=0.019），惊飞距离也与起始距离呈显著正相关（t=11.017, P<0.001）。随着鸟类与遮蔽物之间距离的增加，逃跑距离同样显著增加（t=7.877,P<0.001）。本研究表明，在所调查的学校中，寒假期间鸟类数量更多，鸟类惊飞距离最短，表明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使得校园常见鸟类改变了其原本的行为，而且不同物种之间的行为调整方式有所不同。本文研究了鸟类对城市环境的适应性反应，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人类主导景观中鸟类的行为生态学特征。

摘要: 鸟情调研和鸟击风险评估对机场鸟击防范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鸟类的季节性活动，如迁徙和繁殖，会导致鸟类群落发生显著变化，进而使得机场的高风险鸟种呈现时间差异。然而，大多数研究仅依据全年的鸟类多样性数据评估鸟击风险，而忽略了季节性变化，不利于对机场鸟击防治进行科学指导。为此，本研究于2023年3月至2024年2月通过样线法和样点法对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鸟情进行逐月调查，并采用权重加和模型和风险矩阵模型进行鸟击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周边分布有鸟类19目30科187种；4月份鸟种数最多，10月记录鸟类个体数最多；全年有41种鸟至少一个月被一个模型评为鸟击高危鸟种；权重加和模型识别到各月鸟击高危鸟种（7.7±1.8）种，风险矩阵模型识别到各月高危鸟种（9.7±3.8）种；高危鸟种数全年随月份呈“双峰”的趋势，4月和10月高危鸟种相对较多；从生境看，湿地生境几乎全年高危鸟种数最多，鸟击风险最大。本研究指出了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不同月份和生境下鸟击防范工作的重点，为该机场的鸟击防范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摘要: 生态位的分化是同域物种长期稳定共存的基础，对生态位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物种行为，对多物种的保护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借助红外相机技术，于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对分布于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体型和食性相似的3种小型有蹄类动物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和小麂（Muntiacus reevesi）进行不同季节的时空分布格局和重叠关系研究。在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布设160台红外相机，累计有效工作日为58 400 d，获得独立有效照片林麝426张、毛冠鹿1 274张及小麂4 099张。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3个物种的日活动节律及其重叠性，采用Pianka指数计算空间重叠度；结合物种探测历史矩阵和13个环境因子，利用单物种占域模型进一步分析三者的空间利用特征。结果表明，林麝、毛冠鹿和小麂不同季节的日活动节律均高度重叠，重叠系数（?）均大于0.80，空间生态位的重叠度均较低，Pianka指数(O_ik)均小于0.30。三物种的全年日活动节律均为双峰型，但活动高峰的出现时间和强度不一致。影响3种小型有蹄类空间利用的共同主要环境因子有海拔、距河流距离、坡度、捕食者相对多度和植被类型，其中，对植被类型不同的选择是这3种有蹄类空间分离的主要原因。3种有蹄类通过空间上较高的生态位分化和活动节律的错峰，降低了时间维度上高度重叠的竞争压力，从而实现同域共存。

摘要: 普氏野马（Equus ferus przewalskii）被重引入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已逾20年。普氏野马个体的准确识别成为监测其群体变化及空间行为研究的关键技术。为此，本研究以卡拉麦里国家公园20匹普氏野马的31 477张图像为研究对象，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构建普氏野马的个体识别体系。该体系首先通过YOLOv8神经网络自动检测和分割普氏野马头部图像作为感兴趣区域（ROI），以构建ROI数据集，然后使用EfficientNetV2模型对该数据集进行特征提取和识别。为了验证个体识别模型的性能，将EfficientNetV2模型与相同数据集下训练的VGG19模型和YOLOv8模型进行比较，识别准确率分别为96.44%、89.51%和89.33%。结果表明，EfficientNetV2模型的识别准确率最高，具有较好的个体识别性能。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可以快速且准确地获取普氏野马的个体信息，为濒危物种保护及种群动态监测提供技术支持。

摘要: 浙江省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浙江省面积第二大的自然保护区，动物资源丰富，为我国黄腹角雉（Tragopan caboti）的唯一保种基地和原产地人工繁殖基地，同时分布有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关于该保护区的地栖性鸡形目鸟类对于栖息地的利用情况缺乏深入探讨。本研究以3种鸡形目鸟类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和白鹇（Lophura nycthemera）为研究物种，通过红外相机监测技术，捕捉物种活动踪迹，分析这3种濒危珍稀鸡形目鸟类的分布情况；同时结合Worldclim气候数据，利用MaxEnt模型对物种现在的适宜栖息地以及未来的变化情况展开探讨；结合日节律活动模型和MaxEnt模型，综合预测3个物种未来栖息地冲突状况并剖析背后原因。结果表明：（1）3种鸟类活动范围上存在重叠；（2）3种鸟类都是昼行性动物，且日活动节律重复度高；（3）预测未来20年，3种鸟类生境将发生变化，适宜生境存在重叠，可能会发生冲突。3种鸟类的生境变化可能与栖息环境改变有关，因此，为了更好地对3种鸟类，尤其是黄腹角雉进行保护、减少3种鸟类之间的冲突，建议积极推动红外监测、人工繁育以及野外放归工作，并由保护区与相关部门根据物种的分布规律出台科学的保护政策。

摘要: 2022年7月12日，于上海市崇明区东滩湿地公园（31°52′48″N,121°83′31″E），发现并拍摄到1条草蜥（标本号DT20220712）。该草蜥具有4对颔片和1对鼠蹊孔，其体背和体侧均有明显的两条纵行白纹，这些特征与白条草蜥（Takydromus wolteri）的形态鉴别特征相吻合。2023年10月30日，再次在上海市崇明区东滩湿地公园发现1条雄性草蜥并采集到标本（标本号DT20231030）。本文详细记录了DT20231030标本的21项外形特征量度。基于线粒体ND2基因片段构建的最大似然树分析，该个体与白条草蜥标本（GenBank登录号：JX181764）以98.84%高支持率聚为单系，且二者之间的遗传距离仅为4.5%，这一数值远小于草蜥属物种之间的遗传距离（15.2%～44.0%）。综合形态与分子生物学的数据，确认这条草蜥为白条草蜥，系上海市爬行动物分布新记录种。

摘要: 2023年7月24日，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采集到2只壁虎。经形态学特征比较，这2号标本与南蹼趾壁虎（Gekko palmatus）的特征相符：鼻孔与吻鳞相接，鼻间鳞1或2枚；体背具疣鳞，而四肢无疣鳞；指、趾间蹼发达；雄性肛前孔21或25个；尾基部每侧肛疣1个；枕部有一对深褐色斑块；颈部至尾基有4或5条深褐色横斑。基于16S rRNA基因序列重建的系统发育关系显示，其与南蹼趾壁虎聚为一支，遗传距离仅为0.5%，而与多疣壁虎亚属内其他物种间的遗传距离则在2.6%～17.6%。综合考虑形态特征和系统发育分析的结果，鉴定这2号标本为南蹼趾壁虎。且此物种为云南省爬行动物分布新记录种。

摘要: 2024年8月28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采集到2号雌性后棱蛇属标本（标本号GXNU090517和GXNU090518），形态上与赵氏后棱蛇（Opisthotropis zhaoermii）高度相似。基于线粒体细胞色素b(Cyt b)基因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2号标本与赵氏后棱蛇地模标本聚为一支，且与赵氏后棱蛇的遗传距离接近于0，小于属内其他物种之间的遗传距离（0.048～0.187）。经过形态比较和系统发育分析，确认2号标本为后棱蛇属的赵氏后棱蛇。此前赵氏后棱蛇仅记录分布在湖南及重庆，此发现为该物种在广西的分布新记录，为赵氏后棱蛇的地理分布和系统发育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摘要: 2023年与2025年，作者分别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境内的红河流域与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境内的南汀河（萨尔温江支流）流域进行的鱼类考察中，各发现了1批特殊的(鱼丹)科鱼类，二者系同种，且均未曾在各自分布的水系中记录。通过对所采集到的鱼类标本进行拍照，对重要性状进行检视测量，与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描述进行比较及进行分子系统比较，将其鉴定为玫瑰(鱼丹)（Danio roseus）。玫瑰(鱼丹)原分布于澜沧江-湄公河水系，此次于红河河口的记录为该物种在红河水系的首次记录，也是(鱼丹)属鱼类在红河水系的首次记录；于临沧耿马的记录亦为该物种在萨尔温江水系的首次记录。此外，作者对产于我国澜沧江的玫瑰(鱼丹)、我国伊洛瓦底江的珍珠(鱼丹)（D. albolineatus）与缅甸的珍珠(鱼丹)进行了形态与分子系统比较，证实在我国分布的(鱼丹)属鱼类均为玫瑰(鱼丹)，将玫瑰(鱼丹)在我国的已知分布扩展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与红河水系。本文对我国境内的玫瑰(鱼丹)进行了描述，重新定义了玫瑰(鱼丹)的分布范围，为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与红河水系鱼类的保护和鉴定提供了参考。

摘要: 2011年7月，在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采集到1号蛇类标本，初定为山溪后棱蛇（Opisthotropis latouchii）。后整理发现，该标本鳞片排列特征与赵氏后棱蛇（O. zhaoermii）及莽山后棱蛇（O. cheni）的形态相符，但体色与莽山后棱蛇存在显著差异。为进一步确定其分类地位，利用线粒体细胞色素b基因片段构建系统发育树进行分子遗传分析。结果显示，该蛇与赵氏后棱蛇形成单系群（p-distance不超过0.01%），而与莽山后棱蛇构成姊妹群（p-distance为5.1%）。综合形态特征比较和分子系统发育证据，最终确定该标本为水游蛇科（Natricidae）后棱蛇属的赵氏后棱蛇，系重庆市蛇类分布新记录种。本发现不仅拓展了赵氏后棱蛇的已知分布范围，也为进一步解决山溪后棱蛇种组的分类及分布问题提供了基础数据。